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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这一条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绝对没有的。即使说有外形类似宪法的礼法、祖宗之法、先王遗训等，也都没有制度或体制上的实施保障或外力逼迫。

仍然有很多执掌立法定制的权力的人们反对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执政党依法执政变成法定制度。这些错误观念严重妨碍了我们今天的民主法治或宪政建设。二是对人民要实行仁慈的政治，切不可苛刻或残酷。二者合起来，无非就是不要苛待人民，要宽宏大度地对待人民，要尽量地与人民之间建立良性沟通，与人民呼吸相通、心灵相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解。

在这样的情形下，是绝对能不能允许罪刑法定和依法行政的。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以为有德政、仁政、善政就有了一切政治正当性、合法性，那我们就永远也理解不了宪政，也就永远也实现不了宪政。邓小平直接谈论过分权之必要，认为我们历史上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体制。4.虽然82宪法也是分权宪法，宪法地位平等的国家机关（如地方的一府两院）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制约效果不显著，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在各级地方行政区域远未消除。此乃宪法未有效实施的突出表现。其中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面说过了，不赘述，下面说说后两个方面。

国家和国家机关没有固有权力，任何权力都属于国民，故国民与国家机关之间是权力委托与受委托关系。82宪法还相应地规定了普选原则。

以1954年宪法为主要参照，全面修改78宪法，一些十分重要的宪政原则或要素被较为系统地贯彻到了82宪法的文本中，其中包括：宪法在中国整个行为规范体系中的至上性、违宪必究。在82宪法下，政党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此前有序得多，但总体看党政不分，党权不受制约的情况仍然有待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82宪法的规定反不如54宪法的相关条款合理。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与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不矛盾，还强化了其正当性。

至于检察院，54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不向地方人大报告工作，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82宪法指全国人大于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历经两年多的研究、讨论，包括全民参与的讨论，反复修改草案后形成的。如前所述，82宪法为保障司法独立所做的第三方面事情，是取消54宪法、78宪法关于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和78宪法关于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革命，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原本就应该解决好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层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宪法问题，也应能形成宪法监督措施确保违宪行为得到纠正。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有人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阐释政府权威源于和受限制于根本法文本之原则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复合体，它要求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受高级法的限制。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权或一切权力都属于一家一姓。[2] 或许是这些说法都比较抽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士·亨金教授曾按自己的理解概括出宪政须满足的七项要求，也就是他认为宪政应该包括的7个方面内容：建立在国民主权基础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要维护82宪法的分权规定，现今最需要的是确立依宪分权正当的宪法意识，逐渐培养依宪法分权、依宪制约的政治法律文化。宪法修改草案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恰当地规定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在落实82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三十余年来成效总体比较显著，但发展不平衡，缺憾很明显。

更具体地说，宪政无非是包括如下要素或其中一部分的政治法律制度：立宪，国民主权，有限政府，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代议民主与普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权力监督或制约，军队的宪法控制，司法独立，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一切追求绝对权力的政党和个人，都不可能长久。

82宪法将我国法院的性质定位于国家审判机关，这种定位决定了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与其他法治国家接轨，落实法官的个人责任。为什么说强化了正当性呢？就说军委主席吧，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的人士，不论他以其中哪一个身份行使职权，实质上都是一样的。

82宪法首先规定了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这部宪法第65条和第103条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6]黄钟：《党在法下：八二宪法的关键原则》，《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对国家机关和官员提出批评和检举、控告的权利、文化活动自由等等。我想，在下一波围绕宪政的可能的争论到来之前，撰文说一说82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或许这对读者理解中国的宪法发展会有些参考意义。三、82宪法里宪政要素三十余年来的发展 82宪法公布施行已经31年了。

[12] 周永坤：《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同理，只有宪定的机构及其官员，才能行使国家权力，并从公共财政获得生存保障，否则属于不正当或应被认定为无效。

或许，我国很多人对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说法已经熟视无睹，觉得宪法做这样的规定或不做这样的规定，无关痛痒。没有针对这些基本权利制定法律，意味着这些基本权利是否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完全由国家机关（归根到底是执政党）根据需要决定。

像过生活，有锅又有足够米当然最好，但米很少也置办一口锅，总比两者皆无好点吧。又如强制拆迁，其对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权的损害之大不言而喻。

人大制度是分工与分权相统一的制度。迄今为止实际情况在不小程度上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也应该相信，没有完全无内容的形式。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所以，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若能都做到不越权不失职，党政实际上就分开了，权力也不可能过分集中于地方党委及其书记。

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学界早已形成主流共识，认定用议行合一解说现行宪法下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错误，不符合中国实际。摘要:  宪政无外乎这样一些内容：立宪，国民主权，有限政府，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代议民主与普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权力监督或制约，军队的宪法控制，司法独立，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

确实，有些基本权利实际保障水平不高，甚至有些基本权利还缺乏落实所不可缺少的立法。从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保障条款的落实情况看，我国现今差不多等同于处在紧急状态下。

82宪法规定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违宪必须追究的意义，在于接受历史教训，强调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并非开创了党在法下的宪法原则。所以，中国历史上争取宪政的努力，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所争取的具体内容，最初是要求制定宪法。